（一）
朱子是中国历史上著述最多的学者，现存的朱子著述总字数达2500万字左右。但历史上朱子的著述却未曾结集刊行。清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修成《朱子全书》，虽影响很大，但却是一部不全之书。
朱子也是著述散佚最多的学者，据束景南《朱熹著述考略》，朱子的佚著达八十余种之多。他的考证虽有可商榷之处，但朱子的著作散轶之巨是无可怀疑的。
朱子又是中国历史上著作形态最丰富的学者。从现存的朱子著作来看，大致有这样几种：1.独立著述，如诗词歌赋、书信、散文、奏疏、论文、随笔等，这些文字主要集中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2.合作，如《近思录》等；3.注释，如《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等；4.语录，如《朱子语类》等；5.考据，如《韩文考异》《周易参同契考异》等；6.问答，如《四书或问》《延平答问》等；7.图录，如《绍熙州县释奠仪图》等；8.编纂，如《二程遗书》《二程外书》《韦斋集》等。
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开始编修《朱子全书》，2002年，《朱子全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2010年《朱子全书外编》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标志着一部真正的朱子大全集的诞生。“全书”出版以后经过两次修订，一次在2008年，2010年朱子诞辰880周年时出版。一次在2018年，2022年年底出版。第二次修订把《朱子全书》与《朱子全书外编》归于一编，出版单位由三家归于一家（上海古籍出版社），大大地便利了读者的阅读。
《朱子全书》的出版使朱子的著作成为完帙，这是对朱子著作进行系统整理的一件划时代的事件。但是，这还仅仅是整理朱子著作迈出的第一步。
（二）
在朱子生前，即有对其著作进行整理出版的先例。绍熙年间，坊间出现了一部《晦庵先生文集》（此书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部未经朱子授权的盗版的朱子诗文集。当朱子得知此书的出版时，书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为此，朱子致书当地政府要求毁版禁售。
朱子去世不久，立即出现了整理出版朱子著作的热潮。最著名的是《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工作在淳熙十六年（1189）已基本完成，但修改却一直没有停止。他曾经把《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合刊，也曾经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合刊，但是始终没有来得及把四本书合而为一。至于《四书章句集注》这个书名出现的具体时间，现在已经无法考订。但是现今存世的唯一宋刊本当涂郡斋本，刊刻于嘉定十年（1217），题名《四书章句集注》。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这个书名最晚不会迟于嘉定十年。此时距朱子去世还不到20年。
《四书章句集注》显然是后人整理朱子四书注的产物，这是一次成功的朱子著作整理实践。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这是不是后朱子时代对朱子著作的第一次整理，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一部永远抹不去的标志性著作。
朱子逝后不久，另一个对其著述进行整理的著名案例是《朱子语类》的编修。朱子没后，他的学生即开始了对朱子讲学言论的整理，有所谓池录、饶录、饶后录、建录等。其类编为书者则有蜀本、徽本等。其后黎靖德集其大成，分门别类而为《语类大全》，即今通行的《朱子语类》。这又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不仅把语录体的著作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它的“类编”法则开启了日后整理朱子著述的一个新的重要门类。如《分类标注朱子经济文衡》（宋滕珙编）、《朱子语录类要》（元叶士龙编）、《朱子五经语类》（清程川编）、《朱子语略》（宋杨与立编）、《朱子礼纂》（清李光地编）等大量出现。
对朱子著述进行重新整理编订，明清两代是高峰期。其特点是：1.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官修文本；2.民间编修大量涌现；3.大型与成系列的整理本形成规模。其中明永乐年间胡广等奉敕编订的《四书大全》，清周在延编《朱子四书语类》，清李光地等奉敕编《御纂朱子全书》，清朱玉编《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可为代表。
但是，依然没有一部涵盖朱子全部著作的完整的朱子“全集”。作为“文革”以后首批古籍整理与研究专业毕业的学者，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着一个“梦想”：编一部朱子的全集。但是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
1993年3月，我被任命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
华东师大古籍所成立于1983年4月，是中国最早成立的15家高校古籍研究所之一，也是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直接联系的高校古籍研究所之一，并获古委会的重点资助。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71年初的“二十四史”标点组，负责“二十四史”中《新唐书》《新五代史》的点校整理。首任所长为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人、翻译家徐震堮教授，副所长为著名《诗经》研究专家程俊英教授。经过整整十年的发展，古籍所已经发展成涵盖文学、史学、教育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等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所，学者数量也达到二十余人之众，在全国高校古籍研究所中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接手古籍所所长以后，我所面临的却是一个非常严峻和困难的局面。第一，我和严佐之（时任副所长）是当时全国高校古籍所中年龄最小的两个所长，国内其他高校的古籍所所长清一色是老一辈学者，都是我们老师辈的著名学者。在他们面前我们显得稚嫩和青涩，在学术上基本没有话语权。第二，我们所虽然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由于学科门类繁多而分散，基本上是各自为战，形不成合力。第三，由此而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全所没有一个明确的学术方向，无法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第四，所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拿到过足以影响古籍所长期发展和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科研项目了。
这时，我提出了编修朱子“全书”的构想。我觉得，这是一次逐梦、圆梦的天赐良机，可以借古籍所的平台与学术力量，完成朱子全集的编纂。我觉得，朱子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他的学术面向可以涵盖我们所现有的所有研究领域（而且大大超越），这个项目正好可以把全所的学术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合力。而朱子和朱子学的学术权重则足以使我们所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和广泛的学术影响。
我的想法得到了我的研究生同班同学严佐之和刘永翔的支持。
严佐之是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和周子美先生的高足，精研版本目录学，对朱子著作的版本与目录有深入的研究。他的学术造诣与研究能力为朱子全集的编纂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使我们在确定“全书”收书目录与遴选版本时有了可靠的学术依据。他对这个项目非常看好，他提出，要通过这个项目来确立古籍所在高校古委会中的学术地位和在学校中的影响力。
刘永翔是著名学者刘衍文的哲嗣，自幼亲炙庭训，家学有自。考入古籍所后，被老所长徐震堮收入门下，悉心栽培，成为古籍所的学术带头人。他深厚而广博的学养，使他成为编修工作中攻坚克难和保证质量的关键人物。他敏于行而讷于言，但他对这个项目的支持起到了一言九鼎的效用。
1994年，编修工作全面展开。
（三）
编修伊始，我们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朱子学研究专家，对“全书”的编撰进行论证。论证的方法有三种：一、我们登门拜访，虚心求教。比如我们去了北大、人大、复旦，请教了陈来、张立文、潘富恩等；二、请学者到学校来以座谈的形式请益、讨论。比如，时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刘乃和先生亲自率领人大和研究会的相关专家，到古籍所来座谈，听取我们的汇报，对“全书”编撰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三、举办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比如2000年，我们举办了“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杜维明（美国）、田浩（美国）、吾妻重二（日本）、金忠烈（韩国）、叶翰（德国）等学者都来出席了会议。
（四）
1993年，“全书”在高校古委会立项，安平秋先生对此项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他亲自来古籍所听取我们的项目汇报，肯定我们的工作，给我们以信心，并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后来，我们在出版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他又亲自出面为我们协调关系、解决难题。
为了保证编修工作的顺利进行，他指导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编修制度、规范、程序：
1.项目个人承包责任制。2.主编会议制。3.三级二审制。4.考核档案制。
古委会的指导与帮助，不仅对“全书”的编修至关重要，而且大大促进了本所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全书”是建所以来由本所独立承担的最大科研项目，也是本所处于科研骨干新老交替、科研发展低迷式微时期争取到的重大项目，对古籍所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古委会的具体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我们实实在在地有了以下收获：
1.鼓励了干劲，增强了信心，稳定了队伍。
2.促进了科研管理的合理化和规范化。
3.提高了古籍整理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4.扩大了与学术界、出版界的信息交流和业务合作的渠道。
5.大大提升了古籍所在学校中的地位和影响。
（五）
《朱子全书》是时代的产物。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研究朱子学的热潮。这场最先由海外发端的思想、学术之潮很快影响到国内的学术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朱子学全面崛起。意想不到的是，随之而起又带出了一个副产品：国内外广大的朱子后裔们自觉地投入了为振兴中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而群策群力的伟大事业。1993年5月，世界朱氏联合会在韩国汉城（今首尔）成立，作为第一任常务副秘书长，我提出了编修《朱子全书》的动议，得到了会长朱昌均、副会长朱祥南、顾问朱高正的大力支持，他们慷慨地表示愿意以个人的名义资助“全书”的编修。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的经济情况比较困难，作为古籍研究所所长，我所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编修经费的严重短缺。世界朱氏联合会的支持从根本上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有了底气和支撑。
同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批准《朱子全书》正式立项，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和新闻出版署也同时将此书作为重点图书立项。
（六）
编修工作启动以后，我们着重抓了这样几件事：
一、确定书名。
“全书”是称“全集”还是“全书”？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全集”之称不足以显示此书的宏博与体量，当以“全书”为当。但是历史上已经有过《朱子全书》，再名“全书”是否会引起歧义或误解？经辩论，我们认为，1.清代的《朱子全书》其性质并不是一部朱子著作的代称。2.蔡尚思先生指出：“《朱子全书》是一部不全之书。”
所以我们可以修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全书》。
书名确定以后，我们请朱子的第25世裔孙朱家溍先生题写书名。
二、为了弄清朱子著作的情况，我们对现存于国内外的朱子著作作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发现朱子的著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形态：
1.朱子自己的著述，如“文集”“名臣言行录”；2.别人整理或编辑的朱子著述，如“语类”；3.朱子对儒家经典或重要文学、文化遗产所作的整理和研究之作，如《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4.朱子与他人合作的著作，如《近思录》；5.朱子整理和编辑的他人著作，如《二程遗书》《上蔡语录》《韦斋集》等；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大量后人编辑、整理的朱子著作，如《文公易说》《朱子奏议》《晦庵题跋》等。
三、确定收书范围。
在以上调查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全书”的收书范围。本次编修将收书范围严格划定为朱子自己的著作（包括朱子与他人合作的著作如《近思录》），后人编辑的朱子著作除《朱子语类》外，其他悉据“文集”“语类”摘编、类编的著作一律不收。虽曾单刊行世，但已收入本编文集的朱子撰著，如《杂学辩》《白鹿洞学规》等，不再另行收录。经考订，确定为后人托名朱子撰著的伪书，如《四书问目》《或问小注》等，不收。
朱子整理和编修的他人著作如《二程遗书》《张南轩文集》等不收入本编，而另编《朱子全书外编》。
收书范围的确定是一件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严佐之承担了书目版本的最终确认的重任。为了表示慎重，他把最后拟定的书目及底本、对校本、参校本的目录、版本，寄呈时任陕西师大古籍所所长、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黄永年先生审定。黄先生阅后，全盘首肯，未作一个字的修改。
四、确定“全书”编序。
按四部分类法，以经、史、子、集排次。
五、确定底本、对校本、参校本。
朱子著述，历代刊刻绵绵不绝，版本繁复。本次编修，以版本调查为先务，力求尽搜现存版本，考其源流，较其优劣，用宏取精，择善而从。底本一般选择时代较早、校刊较精者，着眼于文字内容的正确与完整性，不刻意追求宋元旧本。对校本，选用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版本。对校本一般不得少于两种。参校本，则选用有特点、较重要的版本，数量酌情而定。
六、确定校勘与校改原则。
校勘以对校为主，本校与他校为辅，一般不作理校。
校改原则：1.底本可确定为讹、脱、衍、倒者，改字出校。改字从严。2.底本文字与他本有异，但文义俱通而难判是非者，一律不改字，出异同校。底本不误而他本误者，不出异同校。3.传刻过程中出现的避讳字，一律改正，并在首次校改时出异同校说明。作者原本使用的避讳字一般不改，如“匡衡”原刊作“康衡”、“齐桓公”原刊作“齐威公”等。4.古今字、通假字一般不改，不出异同校。异体字、俗体字径改成通行字、正体字。
七、确定全书“附录”之体例。
（七）
《朱子全书》的初版和第一次修订版，为什么是两家出版社署名？
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
在我们决定要编修《朱子全书》的同时，出版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摆在我们面前。当时的中国出版业面临着经济效益无法消化社会效益的巨大成本压力，学术出版成了出版社不能承受之重。一般情况下，出学术书，作者必须要给钱。但是像《朱子全书》这样大型的学术图书，一般的出版社根本无法承受其经济压力。
我们想到了朱子故里——安徽，希望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我们的朋友诸伟奇先生得知了这一信息，他当时担任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的秘书长。经他斡旋，我们的项目得到了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省古籍办主任魏心一的全力支持，并确定“全书”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之所以选择安徽教育出版社，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只有教育类的出版社因具备教材、教辅的出版资质而经济上比较富裕。魏省长的支持使我们没有了后顾之忧。
但是不久又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朱子全书》的编修与出版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些安徽的学者坐不住了，他们认为，朱子是安徽的乡贤，他的著作理应由安徽的学者自己编修与出版。他们的理由不无道理，这一情况不能不使我感到危机重重。我深怕会发生变故。恰在此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魏同贤社长找上门来，希望我们把书交由他们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是著名的专业古籍出版社，从学术与技术的层面讲，他们确实是最优的选择。我大喜过望，准备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
就在此时，魏心一副省长亲自来到上海，明确表示，“全书”的出版安徽没有任何问题，他只认我朱杰人一个人，“全书”的编修由我全权负责，安徽省对“全书”出版的资金支持全力以赴。
没有想到，此时的我陷入了两难境地。
我觉得安徽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我们帮助的，做人要讲良心，不能见利忘义。但是，上海古籍又是我们上海的出版社，他们的专业性又是我们可以依赖而使“全书”能够达致精品所急需的。
这时，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两家合作出版。
没有想到，我的提议被大家所接受。于是就有了一部书由两家出版社共同署名的“奇观”。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为了核实某些细节，打电话给诸伟奇先生。他在电话里讲了很多事情，有些事竟然是我所不知道的。这部书，还有那么多“情节”和故事，使我大吃一惊。虽然他的回忆有些与我的记忆并不完全吻合，但是作为一位亲历者，又与安徽省的上层领导有较密切接触，他的回忆当然有很重要的价值，我请他把他的回忆写出来。
以下是他发给我的微信，照录如下：
杰人兄好！时间太久了，我退休后古籍办主任都换了两任……这里，我只能就《朱子全书》编纂出版起始情况做点滴回忆。1992年5月，魏老（心一）与我参加在北京香山饭店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会上我就安徽省申报的十年规划项目《朱熹全书》《方以智全书》《戴震全书》《程瑶田全集》《凌廷堪全集》《俞正燮全集》《杨仁山全集》等分次做了汇报，当时《全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都有刊登，并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先后列入《中国古籍出版十年规划(1991—1995—2000)》和《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鉴于我省入选重大项目较多，当时整理与出版实力恐难以如期完成，且此时恰有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来函要求承担《朱熹全书》的整理，时任黄山书社副总编辑沙宗复亦作推荐，受魏老之命，我与安徽教育出版社钱编辑遂往华师大古籍所调研，我们听取了所长朱杰人项目陈述，并与该所同志座谈后，随即返肥向魏老及其他领导同志做了汇报。魏老听取汇报后，经与时任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陶有法等同志研究后，决定依托华师大古籍所作为编纂《朱子全书》这部巨著的主体队伍，出版工作则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承担。之后，安徽大学及省内有专家学者要求该书可由本省学者编纂，并在全国高校古委会（大连会议）上提出。当时安平秋先生专门向我了解情况。1993—1994年间，华师大方面也联系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事宜。魏老力排众议，说服了安徽大学，确定了原来的编纂格局，并向罗竹风同志写信，说明情况。罗老遂致函魏同贤社长，并电话，大意是：安徽要出朱子的书是大好事，我们要支持，他们一家出可以，你们联合出也可以，书要出好，关系要搞好。魏社即与班子（李国章、李伟国等）议妥，并邀请我与安徽教育出版社黄书元社长赴沪。我们迅速愉快地谈妥了由两家共同出资（各承担出版费用的一半）、联合出版的方案，当时即由金良年同志打印了协议文本，随后由华师大古籍所、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安徽教育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定了《朱子全书》“工委会”“学术顾问会”“编委会”的组成。
这里，我要着重说一下魏心一先生。他是一位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我本不认识他，但是因为《朱子全书》，我亲身见证了一位对国家、民族的文化深怀热情和责任担当的老革命家的感人形象。《朱子全书》的编修与出版如果没有他的坚持与决断，没有他一直不懈的关注与支持，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和成功，所以我特别感念他。
（八）
“全书”出版以后，得到了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这不可能是一部“完书”。古人说，校书如扫落叶。落叶如何扫得完？再说，凭我们的学力，也不可能没有差错和失误。所以我们确定每过十年要对“全书”修订一次。
第一次修订出版是在2010年。
“全书”出版以后，我们即开始为修订做准备。当时编修的队伍还在，所以修订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我们自己发现的问题与读者为我们指出的问题汇总以后大约有几十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出版社困于成本的压力不愿作大的修改，只愿意在原版上作挖改。
第二次修订版于2022年12月出版。此次修订作了一次比较大的修改：除改正了一些标点的错误外，还抽改了个别误收的文章。而最大的改变是把“全书”与“外编”合为了一编。书名亦改为《新订朱子全书（附外编）》。同时，出版单位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独家出版。
这次修订无疑给读者用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但也有遗憾，我们第一次修订时因不能改版而保留的资料，被遗失了。
（九）
《朱子全书外编》也是在2010年出版的。
“全书”出版以后我们即开始了“外编”的编修。“外编”收录了朱子编订的他人著作共七种。
《朱子全书外编》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因为“外编”的受众比较小，所以出版社的出版意愿并不迫切。但是如果编好了却不能及时出版，那么朱子的著作还不能算是完帙。好在我当时正主政华东师大出版社，所以决定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为了使“外编”能够和“全书”在外观上保持一致，我决定在版式、装帧、封面设计甚至用纸上都严格与“全书”对标，印刷厂也是找了同一间工厂。这样“外编”与“全书”虽是两部书，但摆在一起俨然是同一部书。
《朱子全书外编》的出版，补齐了朱子著述的最后一个缺口，而2022版《新订朱子全书（附外编）》，将《全书》《外编》合为完璧，朱子的全部著作，真正的“全”了。
朱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