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1日上午9:30，“古典文献学的守正与拓新”座谈会于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4330室举行。座谈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所刘成国教授主持，与谈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杨海峥教授、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冯国栋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顾宏义研究员。
座谈会共设四个议题。第一个议题为“三校古典文献专业的发展情况”。杨海峥教授用“守正与拓新”来概括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自1959年成立至今的发展历程。她指出，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此前已取得很大成绩，奠定了扎实的学术根基。目前专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阶段，随着老教师的陆续退休，新加入的年轻学者在承接、拓展原有研究方向的同时，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也更注重呼应当下古典文献学的新进展。如“中文工具书”是该专业一直以来的特色课程，对帮助学生寻找材料、查询知识很有助益；近年数字人文兴起，纸质工具书时代的检索方式受到冲击，专业于是顺势改革，将数字人文方法引入这门课程，对教学内容做了全方位调整，帮助学生适应数智时代检索文献方式的改变。此外，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积极开展数字人文相关的探索，教材编写方面，正在准备出版新教材《数字文献学》；课程方面，与其他院系联合开设了“可视化看中国”，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将书本知识视频化、图像化，使教学更为具体直观；学生培养方面，与北大智能学院合作，带领学生参与数据库建设，引导学生从中发掘研究的兴趣点。
冯国栋教授介绍了浙江大学古籍所近些年的发展。他指出，浙大古籍的研究注重新文献的研究，注重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相印证。当代研究者追寻老一辈学人的步伐，在敦煌学、中古汉语、宋史宋学、礼学等领域继续深耕，同时将研究方向拓展到写本学、宗教文献、数字人文、石刻文献、书籍史等领域。冯教授指出新文献的出现不仅扩大了研究资料的范围，更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也由此映照出旧方法面对新问题时的无力感，从而推动了研究思路与范式的转变。近三十年，西方校勘学、书籍史、知识史研究理论在引进的同时也被我国学者改造，并与新旧文献材料相结合，形成新的研究方向。
随后，顾宏义研究员回顾了本所古典文献专业的传承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华东师大古籍所设有古代文学史、古代历史、教育史、哲学与科技史、辞书等五个教研室。随着老教师的陆续退休，目前只有古典文献与古代文学史两个专业，较为完整的传承下来。本所的特色，在于重视古籍整理，曾点校《朱子全书》等典籍；其培养特色，是以书带人、注重实践。随后，刘成国教授补充介绍了当前华东师大古籍所的四个研究方向，分别为宋代文献、以朱子学为核心的近世儒学文献、近代书札的整理与研究、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宣扬。他表示，本所将努力学习、借鉴北大古文献专业守正与拓新的精神，以及浙大古籍所在新文献、新方法方面的突破。
第二个议题为“21世纪以来古典文献学的新进展与新趋向”。杨海峥教授首先发言，指出数字人文的兴起给古典文献学科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机遇。她说，新材料、新文献的发掘，往往会引出新的问题，并进而推动研究方法的更新，数字人文之于古典文献学，意义与此相近。数字人文是助力人文研究的工具和方法，对文献的阐释、研究、反思等归根结底要由人来把关和完成。数字人文带来了人文研究的方法乃至范式层面的变化，正如书籍形态从写本时代走向印本时代，不只是载体的更替，更重塑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数字人文眼下之所以热度很高，是因为它尚未定型，也还没有成为研究的常规配置；等到技术日渐成熟，并逐步沉淀为日常的基础设施，这种作为“话题”的热度自然会退下来。但这不是数字人文的式微，恰恰说明它已更深地融入了学术实践中。也正因如此，当下对技术的焦虑或许有被放大之处。在杨教授看来，理想的数字人文研究，应当是人文研究提出问题和需求、技术来协助实现，而对情感、审美的体察和判断，以及最终的学术责任，仍要由人来承担。
顾宏义研究员提出，数字人文带来的危机也不可被忽视。人工智能可以辅助研究者，也可以替代许多工作，如秘书、文书，甚至校勘、标点和校记撰写。但所有工作中最为精粹艰深的部分必须由具有丰富学识与经验的人来完成，而当下具备这一水平的人员是通过传统途径培养而来的。日后古籍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培养出兼具传统古籍知识与整理能力，以及现代数字人文技术的人才。此类人才必须承担起为机器工作把关与纠错的责任。
北京大学中文系杨海峥教授
第三个议题为“数智时代古典文献学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冯国栋教授指出，古籍整理原本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工作，需要大量人员付出时间精力进行录入、校勘和标点，但随着古籍影像化、OCR、多文体对比、自动标点等技术的发展，传统古籍整理的范式迎来了挑战。虽然如此，作为一个学科的思维方式却是不可替代的。目录学技术背后的思维训练是分类，版本学背后的思维训练是结构化，校勘学背后的思维训练则是差异比较思想。虽然三个学科的工作可能被代替，但三个学科训练的思维方式分类、结构化、差异比较却会深远地影响研究者，成为研究者本身的素质与能力。总而言之，文献学的学习不仅是一种技术与方法的训练，更是一种思维训练。在学习过程中，人所获得的思维经验是AI无法替代的，它将内化为人们分析问题与看待世界的方式。冯教授还指出，随着数字化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变化与人的变化必然会发生。在未来，数字资本的拥有可能会导致学者的进一步“无产阶级化”，人的主体性可能会降低，成为“多余的人”，这反而是必须警惕的。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冯国栋教授
第四个议题为“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针对一些师生擅长古籍整理，但撰写学术论文时问题意识薄弱、理念方法陈旧这一现象，顾宏义研究员指出，这与研究者的思维定式有关。古籍整理讲究疏通文本、字字落实，而学术研究在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则可以暂时绕行，所以古籍整理工作做多了，会导致研究工作难以推进。他认为，如果学生在硕士期间专门从事文献整理，在博士期间则必须跳出这一框架。杨海峥教授表示，古籍整理与研究对“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的要求，确实会消磨研究者的灵气，导致理论和问题意识的缺乏，甚至使研究者愈发不敢进行推论和阐述。但当今数字技术发展迅猛，文献学专业学生与年轻研究者获取知识的途径十分丰富，这将有利于他们将知识融会贯通，且在数字人文技术的帮助下，研究的范式有所改变，研究者将更有精力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将有机会挑战数字人文带来的新问题。冯国栋教授认为，首先，进入任何一个学科，都要从最基本的典籍入手，对基本典籍进行“文献整理式”的阅读。“文献整理式”的阅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字地阅读。这种阅读可以为我们深入了解某一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文献整理式”的阅读不同于泛泛而读，人在泛泛而读中其实无法锚定问题。只有在校勘中发现异文，我们才会停下来，才会思考。阅读的“中断”才是问题的起点。冯教授还指出，研究的目的是让研究对象显现出来，为研究对象“赋形”。因此，只要是让研究对象更清晰的方法都是好方法。理论是照亮研究对象的“光”，而不是贴在研究对象上的“膜”。冯教授希望大家多关注理论学习，理论学习不是寻找一个理论对套研究对象，而是一种思维精度的磨砺，思维深度的训练，它会让你具有与别人不一样的眼光与穿透力。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顾宏义研究员
在互动环节中，在场师生积极发言。方笑一教授感谢了三位老师在座谈中为在场师生带来了极具启示性的发言，并且表示，在AI的冲击下，社会对古籍从业者的要求将变得更高，未来的人才培养必须兼顾传统与新技术，培养难度与成本也将变得更大。AI所不能替代的是个体在从事研究、讲课和普及中的看法与个性化理解，所以必须坚守古典文献学的传承。
张雯助理研究员表示，面对数字人文技术的冲击，古籍研究者在深耕本学科研究的同时，应当要适当学习一些数智技术，尽力做到以跨学科的手段来解决本学科的问题，更好地呼应“人文提出需求、技术协助实现”这一宗旨，真正建立“科学的古典学派”。
提问环节，同学们围绕学习重心、人机问题意识对比及AI文献梳理三个方面，进行请教。杨教授指出，AI的智能来自于人的智慧，所以打好文献学基础最为重要，对数字人文技术需有基本的了解和运用。冯教授介绍了如何用数据库与AI揭示文献的明引与暗引。
杨海峥教授、冯国栋教授和顾宏义研究员的讨论让在场师生深刻认识到，只有在充分认识古典文献学学科的历史、特性、本质与价值的基础上进行守正，同时深刻理解新技术的实质、预测其正负面影响，才能在学科面对新技术冲击之时，真正拓新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范式与工作方法。三位老师的发言令在场师生收获良多，受益匪浅。最后，本次座谈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