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号上午，为迎接华东师范大学66周年校庆，我所在人文楼4349举行校庆学术报告会。顾宏义、刘成国、丁红旗、丁小明、唐玲、张文、王耐刚七位主讲人各携所长，带领同学们在学术领域里进行了一次精彩纷呈的漫游。此次学术报告会由顾宏义教授主持。
学术报告会上，首先由顾宏义教授带来《“杨六郎”小考》，顾老师对“杨六郎”名号的缘由进行考释，例举众说，一一指陈得失，认为聂崇岐先生的“大排行说”比较合理，引而申之，指出宋人以排行为称呼，并不只论同胞兄弟的排行，而且还有论同祖父、曾祖，或未成年男子是否计入等更多的情况，需要具体考察。
接下来，由刘成国教授讲述《王安石日常行实疑难考》，刘老师针对王安石研究中七个疑而未定的问题进行考辨，旁征博引，精辨细论，如考证王安国卒年时，先指出王安石《文集》“七年”与《续长编》“十年”的冲突，利用新出王安国撰《张君墓志》署名时间力证《文集》之误，又细绎曾巩“讣皎皎之犹疑”文意及其写作时间，得出安国卒年当在煕宁十年六月至十月二十一之间的结论，而《文集》“十”误为“七”也无可置疑。
丁红旗副教授近期关注宋代刻书文化，以《再论王国维的<监本考><浙本考>》为题，从分析王国维写作《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的时间、客观条件等因素的角度，指出两书的优点与不足。同时，丁老师还结合当今版本研究的便利，如古籍影印出版、公共图书馆查阅的便捷等等，提出了“要对宋版书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的学术新目标。
丁小明副教授讲述的题目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王伯群与大夏大学1932年的财政危机——以稿本<王伯群日记>为中心》，这让老师和同学们都倍感亲切。在丁老师的讲述中，大家了解到1932年“一·二八”战事之后，上海各界生活都受很大影响，大夏大学也遭遇财政危机。王伯群先生作为校长，坚定不移的办学，多方奔走，带领大家度过危难，丁老师对校长日记的真实讲述，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了民国时期大学生存的艰难与开拓者的坚辛。
唐玲老师的论文《吴讷及其<小学集解>考论》是专门针对明前期吴讷(1372-1457)及其所作《小学集解》而作。《小学》是朱熹选辑古书编成的童蒙读物，学尊朱熹的吴讷有感于前人或考而未覈，或论而未精，所以为其作集解。唐老师围绕吴讷生平、《集解》体例、版本述论三个方面展开，指出《明史》本传将其父亲的名字误为吴遵，实际应该是吴遵道；唐老师还指出《中国古籍总目》中有所谓吴氏原本，实为后人拼合吴氏及他人注解而成的注释本，由此启发同学们使用工具书要谨慎。
张文老师的报告侧重清代经学，题为《略论清代群经新疏的撰著特色及价值意义》。张老师谈到，清代经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新高度，除《礼记》之外，其他十二经都有新疏，是经学成就的代表。他还进一步总结到这些撰著的优点与特色，即文字校订精审，文献取材宏富、实事求是，他们对古注疏不再拘守“疏不破注”的准则，对御撰经解也持保留态度，展现了学者们追求独立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最后王耐刚老师带来《<孟子疏>辨伪考——兼论乾嘉考据对清代孟子学的影响》。王老师论述到，朱熹怀疑《孟子疏》并非孙奭所作，宋末王应麟也了解了朱熹的观点，但总的来说反响并不大，到了清初，怀疑者渐多，但多数仍认为并非伪托。直至清中期，经王鸣盛、《四库》馆臣等从历代著录、疏文内容的可疑之处多方考索，才渐渐定《孟子疏》非孙奭所作。由此出发，清人转而看重汉朝的赵岐注，并对赵注相关内容《章指》、《篇叙》辑佚阐发，而焦循《孟子正义》正是在这种风气中的集成者。
学术报告会最后，与会师生还围绕各个报告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会议在各与会老师充满思辨和严谨的讨论，以及师生共同讨论学习的融洽氛围中圆满闭幕，使参会的学生获益浅。
（文/于英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