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4日下午，由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辦的中華文明傳播史講座“從《譚屑》到《焦尾閣遺稿》：《大陣尺牘》中的東亞書籍史文獻鈎沉”在北京大學大雅堂115會議室舉行。講座由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古籍研究所丁小明教授主講，北京大學中文系潘建國教授主持。北京大學中文系劉玉才教授、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韓國（朝鮮）語系的琴知雅、文麗華教授，北京大學漢學圖書館劉大軍教授和部分北大師生參與講座並與主講人進行了交流互動。
講座伊始，丁小明教授開宗明義地介紹了《大陣尺牘》的來歷與整理出版情況。《大陣尺牘》是1882年朝鮮“壬午軍亂”時期，赴朝鮮的清國使臣吳長慶、袁世凱、張謇、朱銘盤、林葵、吳朝彥、周家祿、李延祜、沈朝宗、邱心坦、郭春華、方正祥、張光前等人致朝鮮迎接官金昌熙的信札、詩文稿、筆談實錄、名刺所組成的寫本文獻專題集成。《大陣尺牘》的近三百件寫本文獻，目前分藏於韓國首爾大學、奎章閣及中國私人藏家三處。其中，中國私人藏家所藏部分由丁小明教授整理為《<譚屑>拾餘——晚清駐朝鮮使臣叢札及詩文稿》（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一書出版，韓國所藏部分則由丁教授與南通大學的千金梅教授共同整理為《大陣尺牘——晚清駐朝使臣致朝鮮大臣金昌熙叢札》（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年5月）一書出版。丁教授認為，這是近期出現的一批近代中朝交往的重要史料，不僅為我們揭示了袁世凱、張謇等一批晚清駐朝使臣的政壇往事，更透露了十九世紀末風雲會際的東亞時局中的隱秘細節。既能為袁世凱研究及中朝關系研究提供新動力，也為近代東亞研究提供大宗資糧。
就内容而言，晚清駐朝名臣致金昌熙叢札及文稿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一是晚清名臣袁世凱等人致金昌熙的系列信札；
二是袁世凱等人為金昌熙《談屑》一書所作的序文與跋文；
三是駐朝大臣與金昌熙筆談原件及他們赠與金氏的名刺。
丁教授指出，這三部分内容中既有與中朝關系、朝鮮軍政有關的資訊報告與討論，如袁世凱練兵的諸多細節，周家祿致朝鮮國王書，潘鐘瑞關於錢賤物貴的討論，以及筆談實錄中涉及的中朝政局等等，可以說，這些有關朝鲜軍政的討論内容對研究者而言，是極其重要的新材料，必將會極大推進近代束亞歷史的研究。而其中有關中朝士人友朋情通連誼的個人交往，如金昌熙刻《談屑》一書索序於駐朝使臣以及彼此之間的詩詞唱和等等文化及日常交往也会极大丰富我们对东亚汉文化圈的认知与理解。
這批文獻原為韓國“京城帝國大學圖書館”（今首爾大學）舊藏，許是在二戰後或者朝鮮戰爭期間流落民間，素來深居韓國的圖書館與私人之手，東亞學界對此一無所知，因此這批文獻價值巨大。但這些手稿文獻整理釋讀不易，具有深厚書法造詣的丁教授經過數月努力，始能基本完成識文整理。
丁教授歸納出三方面的價值：其一，這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國內所能發現的晚清駐朝使臣最大宗的私人信札及文稿，公立機構所收文獻主要還是以往來的公文為主，而《大陣尺牘》所包含的信札、詩稿、文稿、筆談實錄、名刺等約一百三十五件各類私人檔則是收藏朝廷示論、疆吏奏疏這一類檔的公立檔案館所不逮的；其二，這批私人信札及文稿的上款均為金昌熙一人，同樣的数量的信札或文稿，收信人或上款是否為同一人，它作為研究資料的價值就會相差很大，換言之，這批同一上款的信札、序跋文、筆談實錄、詩詞唱和等文稿中所蘊涵的史料價值要遠高於寫給不同或不相關的上款人的信札與文稿，今人可得以比較全面而真實瞭解十九世紀末晚清駐朝使臣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多層的公私生活空間；另外，這也是晚清外交文獻的輯佚成果，如袁世凱一篇序文及二十通尺牘皆為現行的《袁世凱全集》所未收，張謇一篇序文、二十六通尺牘、六篇雜稿皆為現行《張謇全集》所未收，他如朱銘盤、周家祿、吳長慶、李延祜、張光前、王錫鬯、潘鐘傑、劉紹棠等二十餘位駐朝使臣的各類文稿近三百件皆為之前的東亞研究所未知。
關於駐朝使臣致信對象金昌熙，丁教授也作了簡要的介紹。晚清時期在朝鮮政壇與文壇皆赫赫有名的金昌熙，與當時駐朝“慶軍”諸將領淵源甚深，朝鮮“壬午兵變”時，“慶軍”東渡入朝，金昌熙就是李朝的迎接官，其間他與袁世凱等人交往甚多，並著有《東庙迎接錄》詳記這段波起雲湧的歲月。“慶軍”入朝後，金昌熙以“少宰”的身份負責李朝與清駐朝“慶軍”諸大臣之間的交通，特別是作為袁世凱編朝鮮親軍的後勤軍需助手，親歷了“壬午兵變”後的一系列政治事件。
另外，丁教授詳細地考證了《譚屑》一書的刊行時間。其一，就撰序時間來看，刊刻《譚屑》的時間最早亦在在西曆1884年3月左右，袁世凱、林葵、張管、吳鳴鑾、邱心坦五人的序文或詩皆寫於正月（西暦1884年2月），吳朝彥的序文手稿署時為光緒十年二月四日（西暦1884 年3月）。其二，據丁教授的發現，《大陣尺牘》中有三篇為《譚屑》而作的序文及詩篇未見於書中，具體是譚賡堯、王錫鬯所撰的序言以及李毓林為《譚屑》所題詩，究其未刻於《譚屑》的原由，多半是因為撰序在刻書之後緣故。在《譚屑》的刻本中，下卷卷末云“癸未十月一日，賤齒四十生朝登梓”，可知其刻書時間是“癸未十月一日”（1883年11月），對於這個情況，丁教授認為是版本的不同， 1883年11月的版本是沒有清使臣序文及題詩的版本，而1884年3月的版本則是有清使臣序文的版本，後面這個版本是吳長度資助所刻的版本，亦即南京圖書館藏本。
丁教授還在《大陣尺牘》中鉤沉出《譚屑》的二三事，以“漣漪效應”作比，當金昌熙作為回禮贈與清廷使臣之後就發生了漣漪反應，其狀況正如金昌熙在《溪園退士自傳》所說的“諸幕賓爭題卷首，極加獎詡”，最終結果則是刊刻於《譚屑》之上的十一篇清廷使臣的序文及題詩。丁教授指出，雖然手稿和刻本增改之處並不多，但如果將關註的視野延展到這些清朝使臣在撰序時與金昌熙的通信，特別是將所撰序文與通信中內容聯繫起來，就會發現許多與《譚屑》編撰有關的細節，如可從撰序、序文排次、修改序文、索書四個方面加以探討。由此，丁教授總結了《譚屑》研究的三个維度：（1）文本内容研究包括序言，更多的是閱讀史；（2）編撰、刊刻及传播研究（編輯與傳播史）；（3）關連文化交流研究。
在研究《大陣尺牘》的過程中，丁教授留意到其中更複合的文化互動，張謇在尺牘中徵詢金昌熙《<譚屑>序》是否滿意後筆鋒一轉，提到要金昌熙為他向雲養、浣西、道園三位求《焦尾閣詩序》一事。從張謇尺牘的時間上看，似乎是張謇向金昌熙求序在前，金昌熙向張謇屬序在後，而以張謇撰序的時間來看，是《譚屑》所有撰序時間最早，在1883年6月，故而丁教授提出一種猜想：所謂“諸幕賓爭題卷首，極加獎詡”的《譚屑》徵序活動，可能最初的導端是張謇向金昌熙屬題《焦尾閣遺稿》序。此外，通過對尺牘的爬梳，丁教授指出，金昌熙序中提及《譚屑》與張謇《朝鮮善後六策》、李延祜《朝鮮富強八議》的互動，實際上是由於金昌熙記憶的誤差，真正與這兩部政論互動的是金昌熙所撰的《<六策><八議>補》，對此，丁教授提醒在文獻學研究中，要慎重處理作者本身的第一手材料。
最後，丁教授展示了一份“韩國所藏清人尺牘叢刊目錄”，其對韓國韓國所藏清人尺牘文獻的整理工作還在進行中，更多新材料有待丁教授及學界同仁的發現。
報告結束後，主持人潘建國教授總結了丁教授這項研究的“三難”：第一難，難在原始資料的搜集、購取、拼合等等，有時候都是機緣巧合；第二難，難在整理，因為尺牘材料很多都是草書，在辨識釋讀方面着實不易，恰好丁教授有很好的書法功底，釋讀之難迎刃而解；第三難，難在把手稿材料的價值挖掘出來，除了書籍史的勾稽，還有外交、軍事等方面的價值有待後續探討。
劉玉才教授指出，丁教授這場報告蘊含了豐富的信息量，且這項研究成於各種因緣際會：文獻功底、收藏線索、鑒別手寫尺牘的功底，幾方面聚合在一起，讓丁教授成為最合適的解讀這批文獻的學者。也許今天的講座活動也是一種因緣，可以催生比較大的有意義的學術研究的領域，譬如構建面向尺牘文獻的工作坊。
此外，韓國籍教授琴知雅介紹了韓國學界對於《大陣尺牘》的關注和研究情況，指出韓國公私機構收藏的中朝文人尺牘資料相當豐富，期待在中韓學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得到最好的整理與研究。（文\黄芷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