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出今日学者关注度最高、对国人思想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国古代人物，朱熹无疑在列。全祖望谓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甚为的当。至于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可谓孔子之后，一人而已。因此之故，关于朱熹的研究，一直是学界长盛不衰的热点，而朱熹书札作为研究其行实、历事之第一手资料，更是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顾宏义先生近著《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即为此整理研究之新作。
言其为“整理研究”之作，而非古籍整理或资料汇编，是因此书不单单是资料整理汇编，而包含着整理和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古籍整理的角度来看，《汇编》皇皇六大册，逾两百万言，收录迄今所见朱熹致师友门人书札两千五百余通，他人致朱熹书札三百七十余通。此次汇编不仅是从朱熹《晦庵文集》及师友门人文集和后人辑佚著作中收录，更有采自朱熹与时人之其他著述，序跋、碑传、志文尽入其毂中，而蒐集之时代，更是下至元明，其辑录范围之广、时间之长、数量之多，罕有伦比。
从其研究层面来讲，纵观全书，有四分之一强而近三分之一的篇幅，乃考证书信撰写时间，并对其一一系年。因朱熹及师友门人诸多书信并未留下撰写年月信息，顾先生博引宋代史料，旁证朱熹及师友门人行谊，参伍以求，错综以验，推年排月，考证细密。如朱熹《答张彦辅》（《汇编》，第3189页），此书札共一百六十余字，作者据信中“伏承惠吊，并以香茶果实远致奠仪”一语，以及《晦庵文集》卷九四《朱君孺人祝氏圹志》载朱熹母祝氏卒于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葬于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而知此书为朱熹致书答谢张彦辅致奠其母，故其撰写时间在其母亡后不久。另外，作者指出本书札原题《答尤尚书》是错误的。尤尚书指尤袤，然据《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等文献，尤袤未曾除官襄阳府或京西路，而本书有言“襄阳之除，必是见阙。……引领西望，徒切怅然”，显然不合。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卷上以为尤袤实为张栋之误。《汇编》据《宋史》卷六五《五行志三》云：“乾道五年，舒州民献龟，骈生二首，不能伸缩，郡守张栋纵之潜山。近龟孽也。”又《宋会要辑稿·方域》九之一九云：“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十九日，荆南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秦琪、权京西转运判官兼权知襄阳府张栋言”，推知张栋任权京西转运判官兼权知襄阳府当在乾道六年初，证本书实致权知襄阳府张栋，时在六年二三月间。其推求考订，令人信服。此类系年考辨在书中俯拾皆是，使得此著成为一部兼具朱熹书札资料整理与研究价值的力作。
以此而言，《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一名，并未道出其学术研究部分之内涵与价值，若读者不察，仅从书名查阅，则易忽视其研究之义，故此书名不失为一小小的遗憾。
前述整理与研究价值兼具，可称为《汇编》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则在于其收录朱熹与师友门人往还之书信，即此著不仅如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谱长编》那样收录了朱熹的书信，还编辑了迄今所见朱熹师友门人致其本人之书信，此亦为本书区别于既有研究成果的最大特色所在，双方书信一往一还，构成了诸多事件的全息镜像（王瑞来：《朱熹功臣，劳瘁之作——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述评》，《中华读书报》2018年5月23日），为学者研究朱熹及相关人物、事件提供了全方位的信息。
其三，更为重要的是，顾先生将自己与朱熹相关的研究成果融入是著，使得部分旧题有了新意。如因朱熹弹劾唐仲友及王淮反道学，世人多关注二人之间的交恶与纷争，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更是认为朱、王“关系自始即如冰炭不相入”（《朱熹的历史世界》，第365页），但顾先生据朱熹致王淮书信及相关史料考证，两人交恶之前颇有些密切的交往（顾宏义《朱熹与王淮交游考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朱熹与王淮二人当初识于乾道四年（1168年）间，在此期间朱熹向王淮建议救荒之策，“王公报皆施行如章”，看来其二人荒政之见颇为相合，关系当亦甚为融洽。现见朱王两人交往的最早书札乃朱熹淳熙六年（1179年）之《与王枢密札子》，第二封则在淳熙七年，是年正月初，朱熹因复请祠不报，再撰《与王枢使札子》，致书王淮，请王淮“开陈”转圜，若两人关系较疏，必不至此。八年（1181年）三月，朱熹南康任满，待次归家。不久，升任右丞相的王淮，以荒政为急，大力荐举朱熹，曰：“朱熹学行笃实，拟除浙东提举，以倡郡国。”“修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民被实惠，欲与进职。”九月，朱熹因宰相王淮荐，改除提举浙东常平公事。对于王淮举荐朱熹的原因，余英时先生以为此乃王淮欲完成“进贤报上”之承诺，却又一反此前宰执如陈俊卿、龚茂良、史浩等举荐朱熹进入中央，借口“荒政”而“把他安排在浙东地方上”，即通过强调“修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此一表面上入情入理的“说词”，而实质“是有意将他挡在权力中心之外”。顾先生认为从两人此前交游情况上看，余先生之说不确。而自乾道四年秋至七年初，王淮知建宁府期间，对于朱熹所行之救荒措施，王淮还是颇为赏识的。此交游考以朱王二人书信为依据，论证扎实，自可立为新说。朱熹致王淮书信的编年考证，亦融入《汇编》的研究之中，资料汇编与研究工作，二者可谓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再者，《汇编》中朱熹与师友门人的往还书札，编织出了朱熹丰富的交游世界，亦为我们研究朱熹带来更多的观察孔径。如朱熹与陈亮之间，前者坚持德性论，而后者秉持事功论，两人围绕三代和汉唐的王霸义利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以往学界关于二人的关注点多置于此。然细读《汇编》中双方频频互致的书信，却会发现在学术交锋的背后，二人在生活中居然有着相当深厚的友谊。
陈亮《丙午秋书》（《汇编》，363页）云：“千里之远，竟未能酬奉觞为寿之愿，雪梨、甜榴四十颗，今岁乡间遭大风，梨绝难得，极大者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织一缣，疏不甚佳，只堪粗裘用；苏笺一百，鄙词一阕，薄致祝赞之诚，不敢失每岁常礼尔。无佳物自效，切幸笑留。……入秋脚气殊作梗，意绪极不佳，欲作一书，数日方能下笔，又不成语言，遣仆遂以蹉跎，秘书必察其非敢慢也。”朱熹答书云：“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且承雅词下逮，郑重有加，副以蜀缣、佳果、吴笺，益见眷存之厚。……但有一事处之不安，不敢不布闻。私居贫约，无由遣人往问动静，而岁烦遣介存问生死，遂为故事。既又阙然不报，而坐受此过当之礼，虽兄不以为谴，而实非愚昧所敢安也。”仅从此两封书札中，即可知陈亮每逢朱熹生日即遣专人奉送“每岁常礼”，并递送贺信，其礼品包括雪梨、甜榴、蜀缣、苏笺，并作贺寿之词一阕，不仅礼物均为难得之物，其特意所作贺词及书札，更显见陈亮安排之精心，情谊非轻。而朱熹对友人如此郑重其事，感念非常。书信中反映出朱陈二人在学术上的争论几乎势同水火，生活中却是相互关心的挚友的交游“奇观”，很难不令今日我辈想见、神往，此种君子之风，盖无论何时何地，都可树为士人交往之典范。
顾先生治学，大多从文献入手，以考辨见长，不作凿空之论，其在扎实的文献考辨基础上所立之论，是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的。《汇编》如此，《宋代〈四书〉文献论考》亦如此，《宋初政治研究——以皇位授受为中心》则堪为其由文献入手而治宋史的代表。先生从役《汇编》六年有余，个中甘苦备尝。此皇皇大著不仅为“朱子学文献大系·朱子学史专题研究”再添新编，如上述所举朱熹与王淮、陈亮政治、生活交往两例，其坚实的系年，严谨的考证，亦将增益朱子学研究，为其向更深、更广之处开掘，提供了更多的进路。
最后，吹毛求疵，仍想接开篇所谈书名之憾，若能在其中添入“系年考证”之类的文字，则可让更多的读者一目了然其功用，对于大家认识和发现此著的研究价值提供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