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电视台宋海燕编导率领的《南京城》摄制组一行，于2009年9月下旬来我校古籍研究所采访了周瀚光教授。采访围绕着南京城的历史而展开，主要集中在与南京有关的古代科技和古典文献这两个方面。以下是采访的主要内容：
宋海燕编导（以下简称宋）：周教授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的分析整理，中国古代科技史中，祖冲之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天才般的贡献，也越来越得到全世界的认同。1964年，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1888被命名为“祖冲之”小行星。请问周教授，祖冲之的科学素养是怎样培养起来的？这跟他的生长地——南京有怎样的关系？
周瀚光教授（以下简称周）：祖冲之生于公元429年，今年正好是他诞生1580周年。他出生在南京，一生中除了在南徐州（今镇江）做过2年小官，在娄县（今昆山）做过10来年县令之外，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京度过的。当时正是南北朝时期，而南京作为南朝几代的都城，既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也是南方的科学文化中心。再加上南朝的思想环境和文化环境比较宽松，这些都对祖冲之的学习成长和研究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祖冲之又有家学渊源。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在南京世代为官，而且都有着很深的文化素养和科技素养。他的祖父祖昌，曾担任南朝刘宋时的大匠卿职务，主管朝廷宫室的建筑工程。父亲祖朔之学识渊博，精通天文历法。青年时代的祖冲之对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文学都有着广泛的兴趣，特别对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更有强烈的爱好，这与他从小在南京的家学影响应该是有关系的。
宋：请周教授介绍一下祖冲之的主要科技成果，比如圆周率、《大明历》的情况。
周：祖冲之的科技成果很多，主要涉及天文、数学和机械制造这几个方面。在天文学方面，他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编制了一部新的历法，那就是《大明历》。《大明历》有很多创新的内容，比如第一次把“岁差”的概念引进历法，对“闰月”的置法进行了调整，对五大行星的运行和会合周期进行了精确的推算等等。由于有了这些创新，使得这部历法在准确性方面比以往的任何历法都高。其中给出的一个回归年的天数（365.24281481日）与现代测定的数值相比仅差50秒左右，误差只有六十万分之一。可惜的是这部历法在祖冲之生前没有能得到颁行，一直到他死后十年，经过他儿子祖暅对梁武帝的极力举荐，才得以正式颁布施行。在数学方面，祖冲之的最著名的成就是圆周率的计算。他给出了圆周率的两个近似值，一个是不足近似值3.1415926，再一个是过剩近似值3.1415927，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的7位数字。这个圆周率的近似值在世界数学史上领先了近千年之久。他晚年还与儿子祖暅一起撰写了数学著作《缀术》，后来被列入《算经十书》，成为唐代国家数学教育和考试的必读教科书，可惜此书在宋代以后失传了。在机械制造方面，他在南京曾成功地复制了失传已久的指南车，还制造过水碓磨和千里船。祖冲之以他辉煌的科技成就，为中国科学史册增添了光彩。1967年，国际天文学家联合会把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祖冲之环形山”，以此表彰祖冲之对人类科学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宋：今天的紫金山天文台，保存着明清天文学家所用的五件天文仪器。其中浑仪、简仪和圭表，是现存最大的古代青铜天文仪器。请问周教授对这些天文重器有哪些了解？
周：“浑仪”又称“浑天仪”，是我国古代测定天体位置和运动的一种仪器。它由一重重的同心圆环所构成，附有一根中空的管子，称为“窥管”，相当于现代的天文望远镜，用来观测天上的星辰。其采用的坐标系统为赤道坐标系统，比西方原来采用的黄道坐标系统要更为先进，今天已经被各国天文台广泛采用。“浑仪”的创作和改进，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又由繁而简的过程。从汉代到北宋，“浑仪”的圆环数目不断增加，其功能也不断增多。但圆环一多，又容易产生中心偏差，而且会遮蔽视线，妨碍对天象的观察。所以从北宋以后，科学家们又开始探索浑仪的简化途径。“简仪”就是这种探索的一个成果，是由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创制的。他将浑仪简化为两个独立的观测装置，安装在一个底座上，每个装置都非常简单实用。而且除北极星附近以外，整个天空一览无余，毫无遮蔽。这是我国天文仪器制造史上的又一个重大进步。至于“圭表”，则是古代测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它由两个部件构成：一个是“表”，是一根直立于地上的标杆；再一个是“圭”，是一块南北向平放的刻板。通过观测太阳照在表上后投射在圭上的影子，就可以确定一年中的夏至日和冬至日，然后可以进一步确定24个节气以及一个回归年的天数。现存于紫金山天文台的浑仪、简仪和圭表，都是在明代正统年间（1437——1442）制造的，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时间了。这些珍贵的古天文仪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天文学领域中的智慧和创造力。
宋：历史学家们说，六朝是中华文明逃避战乱、文明南迁的过程，那么对于科学技术而言，六朝时期的科技有哪些重要发展，其历史影响是怎样的？
周：六朝时期的科技发展主要有两个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科技创新的层出不穷，其创新的领域覆盖了数学、天文、农学、生物、医药、地理、化学、物理以及工艺技术等各个方面。我们在《六朝科技》（周瀚光、戴宏才主编，南京出版社2003年出版）这本书里，曾经就当时的科技创新成果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其中大的科技创新成果就有七十几项，小的创新成果就更多了。第二个特点是南方科技的全面崛起，即随着当时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科技重心也逐渐南移，南方的科技水平飞速发展，在许多领域已经赶上北方甚至反超北方了。例如祖冲之父子的天文数学知识，葛洪和陶弘景的医药学著作，还有青瓷工艺、造船技术、园林建筑等等，都达到了当时科技发展的一流水平。六朝时期的科技创新一方面突破了秦汉时期旧的科技体系，为科技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把原来中原地区或黄河流域的科技传统拓展到了长江流域，并进而辐射到了整个神州大地。这就为以后隋唐时期，尤其是为大唐帝国建成一个科技大国和科技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是中国人建立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当时建立的情况您了解吗？
周：紫金山天文台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老一辈天文学家们的关心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早在1913年10月，日本在东京举行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他们邀请法国教会在上海的观象台台长代表中国出席会议。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刺激很大。当时的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发誓要建造一座中国自己的、能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天文台。从1929年开始筹建到1934年正式落成，终于在南京市郊紫金山的第三峰天堡山上，建成了一座由我国自己设计的、融合了东西方建筑风格的现代天文台。天文台建成后，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天文学人才，配置了一批先进的现代天文仪器，其中包括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直径达60厘米的反射望远镜，以及折射望远镜、天体照相仪等一批先进的天文器材。由于其设备精良，人才荟萃，因而被当时的世界天文学界誉为“远东第一台”。可以说，紫金山天文台的建成标志着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开始，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摇篮。
宋：至少从明朝开始，南京的印刷业、出版业独领风骚几百年。国人熟知的《本草纲目》就跟南京有极大的渊源，请问周教授，这本巨著当时在南京的境遇是怎样的？
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确实与南京有很大的渊源。首先，李时珍在撰写《本草纲目》的时候，到处访医采药，收集药物标本，进行野外考察，其足迹遍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各地的名山大川，其中也曾经到过南京的牛首山和栖霞山。等到他完成了这部近两百万字的书稿之后，第一个独具慧眼、不惜代价帮助他出版的，又是南京的书商胡承龙。这部书整整刊刻了6年，终于在南京全部出版，史称金陵版。可惜此书出版时，李时珍已经去世三年了。金陵版《本草纲目》作为此书的最早版本，现已被图书馆作为善本收藏，在中国医药学史的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
宋：或许是借助南京的书业之盛，明初的皇室也开始编纂一部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当时的统治者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大典？中间的具体进展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周：《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为了炫耀他的文治而下令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编修此书的总负责人主要有两位，一位是翰林院学士解缙，另一位是太子少保姚广孝。编修的地点就在南京的文渊阁。一开始，两位编修负责人并没有完全领会皇帝的意图，所以当一年后他们把书编好送呈给明成祖看的时候，明成祖非常不满意。他认为很多应该收入的书籍都没有被收进去，所以下令退回去重新编修。于是解缙和姚广孝重新组织力量，前后参加者包括总裁、副总裁、纂修、编写、看样、誊写等一共多达近三千人，又化了三年左右的时间，终于在永乐五年（1407年）全部完成，进呈皇帝。全书共收入历代文献七、八千种，上自先秦，下达明初，合成11095册，共约3亿7千万字，基本上实现了明成祖把古今百家之书辑为一书的设想。所以这一次明成祖比较满意，给此书赐名为《永乐大典》。可以说，《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
宋：相比较清代的《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有哪些成就？后来流传的情况怎样？
周：清代的《四库全书》也是对传统典籍做的一次全面的整理汇总，但《永乐大典》与它比较起来，又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和长处。首先，《永乐大典》收录的书籍内容非常广泛，而且不带偏见，举凡经史子集、释道、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等无所不包。另外，它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者佚失的珍贵书籍，使得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以保全流传。而《四库全书》在收录的时候则有所选择，有些不合当时口味的、或者被认为是有异端思想的书籍都没有被收录进去，从而导致了一些珍贵书籍的失传。其次，《永乐大典》所辑录的书籍，基本上按照原著一字不改地分别录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原始资料的文献价值。而《四库全书》在辑录古书的时候，则大多做过校订和修正。这些校改有的是很有道理的，但也有一些是改错的，这反而为后人的阅读和整理增加了难度。其三，《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也非常科学，有点类似于今天字典的拼音检字法，只不过当时依据的是明朝的《洪武正韵》。全书的体例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起来非常方便。以上这些，都是《永乐大典》一书独特的长处。
《永乐大典》在编成后没有刻印，只有一个抄本，这个抄本以后被称为正本。到了明嘉靖皇帝的时候，因为他特别喜爱这部书，所以又派人重录了一遍，这个重录本被称为副本。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到现在为止，只剩下了四百余册，约八百多卷，散落在全世界7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和个人手中。这些残本全部加起来，还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典籍竟然绝大部分失传，确实是令人非常痛心的。现在国内影印出版的《永乐大典》约有近800卷，占了现存残本总数的99%。令人奇怪的是，现存的残本全部都是副本，正本一册也没有见到。也就是说，一万一千多册正本全部都失踪了。那么这些正本究竟到那里去了呢？有人说是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了，也有人说是让嘉靖皇帝做了殉葬品了，现在还在北京的永陵底下埋着呢。看来这又是一个文化史上的未解之谜了。
